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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第9期《中国金融杂志》同时刊登“一行三会一局”(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外管局)领导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文章。央行行长周小川称

编者按:由中国央行主管的2017年第9期《中国金融》杂志同时刊登“一行三会一局”(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外管局)领导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文章。

央行行长周小川称,搞好“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合作,需要着力搭建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沿线国家的资源,加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协作,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保持投融资的可持续性,真正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使用本币开展投融资具有许多优势。

外管局局长潘功胜称,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一带一路”营造良性、健康、稳定的外汇市场环境。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称,引导中资银行做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统筹规划,引导、支持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机构布局。推动中资银行提升“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对“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融资支持力度。积极拓展和深化监管部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监管合作。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称,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定优势,积极参与长周期、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发挥信用和海上风险管理优势,支持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运输、能源进口等经贸往来。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称,鼓励优秀企业在A股市场发行上市和再融资,保障“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资金需求;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支持境内企业在境外市场筹集资金投资“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发行H股、D股等)。

以下为文章全文:

周小川:积极发挥本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用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目标是共同发展,理念是合作共赢。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了广泛的合作共识,为增进沿线国家民众福祉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建设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层面,其中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量巨大,非某一个国家所能独立负担。搞好“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合作,需要着力搭建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沿线国家的资源,加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协作,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保持投融资的可持续性,真正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投融资应以市场化为主,坚持可持续和互利共赢原则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居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愿望强烈,但其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建设能力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融资需求较大,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投融资合作强调减让式资金支持,包括利率、期限、宽限期等方面条件的减让,优惠贷款即是其中的一种。减让式资金支持的条件优于商业资金,不可避免地需要财政补贴和政府支持。但一国财力资源毕竟有限,而且财政资金的使用通常受国内法律等方面的约束,因此,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提供长期的、大规模的对外减让式资金支持。

依靠减让式资金支持还可能引发一些风险和问题。首先是道德风险,即可能导致被支持国家缺乏通过充分挖掘自身资源禀赋等优势发展经济的动力,国与国之间在争取减让式资金支持方面也会出现竞争和攀比。其次是可能导致一些国家的依赖心理,缺乏平衡、互利共赢的合作意识。此外,还可能造成市场扭曲,限制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可能约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长期来看,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最大程度地调动各种资源,确保可持续性。基于这些考量,“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合作应以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互利共赢”为原则。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资金需求量巨大,单靠政府难以提供足够的资金,必须动员市场的力量。同时,所需资金单个国家也难以负担,必须动员沿线国家的力量。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有效利用全球资金,是“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应有之义。

二是多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如果投融资不可持续、出现中断,不仅会影响项目进展和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政治上的不利影响。这要求沿线各国齐心协力,各方加强合作,促进政府和市场力量有效对接,提供长期的可持续资金。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个国家的“独角戏”,倡议之初就强调要共商、共建、共享。只有通过互利共赢将各国联系在一起,才能打造利益高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有资金实力的国家和有项目需求的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商合作大计,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共建实现共享成果。

丰富并用好各种投融资方式,切实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搞好“一带一路”资金融通,需要积极推动构建并不断完善以市场化、可持续性、互利共赢为特征的投融资体系。根据现有的实践,这一体系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运用开发性金融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世界银行等传统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近年来,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为代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蓬勃发展,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融资的重要伙伴。开发性金融既不同于减让式贷款,又不同于商业性金融,是一种独特的金融形态。

以国开行为代表的中国式开发性金融业务具有多重优势,可以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不靠政府补贴,自主经营,并且可连接政府与市场、整合各方资源;二是注重长期,可为特定需求者提供中长期信用支持;三是可对商业性资金起引领示范作用,以市场化方式予以支持。

对这种开发性金融的再认识也经历过不同阶段。最初全球思潮不太倾向于开发性金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倒闭,加剧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全球范围内对开发性金融的否定思潮。在此背景下,亚洲金融风波后的一段时间内,全球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都在走下坡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长期公共融资难觅投资者,尤其是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一些重要的战略领域的融资,加之危机爆发后商业性金融体系“惜贷”,国际社会认识到仍然需要开发性金融,开始转而思考如何用好开发性金融。

中国已初步探索出一条开发性金融的道路。根据中国的经验,开发性金融是指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不靠政府补贴、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注重长期投资、保本微利、财务上有可持续性的金融模式,介于减让式和商业性资金支持之间,但更偏商业性一些。在二十多年前开发性金融发展之初,中国由于财政资源十分有限,较少向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补贴和援助。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开行支持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以及后来支持的企业“走出去”、普惠金融、助学贷款、扶贫等项目都属于开发性金融的范畴,不依靠财政补贴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开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了很多项目合作,其贷款条件既不同于减让式贷款,也不完全等同于商业性融资,并且在没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实现了一定的回报和财务的可持续性,其实际就是开发性金融的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项目回收周期较长、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等特点,具有市场化运作、财务可持续和注重长期投资等优势的开发性金融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主要指通过机构互设、金融服务对接、资本市场联通、金融基础设施联通、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形成互联互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网络化合作格局。过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依赖发达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类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和资金,但囿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后忙于自保等原因,难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经营理念、融资条件等也难以完全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因此,有必要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发挥沿线国家合力,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长期的、可靠的金融支撑。这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金融机构互设。金融机构是金融服务的载体。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互设不仅能服务于本国企业的海外经营,也可为对方国家引入新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更好地满足贸易相关的融资需求,弥补当地金融服务缺口,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共同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动机构互设,除金融机构本身的需求和动力外,政府也需在减少准入限制等方面主动作为,提供相应便利。

金融服务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投融资合作,还涉及大量配套金融服务,包括代理行关系、银团贷款、资金结算和清算、项目贷款、账户管理、风险管理等。在尚未实现互设机构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银行之间建立和扩大代理行关系是帮助所在国获取金融服务的重要渠道。提供代理服务的代理银行与接受代理服务的委托银行按照协议约定,以互惠的方式提供跨境资金转账、资金管理、支票结算、贷款和转贷款、信用证等服务,可以很好地满足各类金融服务需求。鉴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往往资金需求大、期限长,银团贷款可以充分发挥金融整体功能,更好地满足大型企业和重大项目的融资需求,同时有助于分散风险,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金结算和清算、项目贷款、账户管理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在便利企业经营、促进贸易和投资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横跨亚洲、欧洲、非洲多个区域,各国在宏观政策、经济发展、金融体系、投资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需通过金融服务跨区域对接,对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汇率风险等进行专业化管理。

资本市场联通。资本市场是提供债券、股票、各种金融衍生品发行和交易的平台,可开展投行业务和上市、并购等多种形式的融资。促进资本市场联通,可以撬动更多国际资金,逐渐减少“一带一路”建设对传统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帮助沿线国家形成层次合理、功能互补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产品体系。在这方面,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和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波兰、俄罗斯等沿线国家已在中国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人民币债券(熊猫债)。

金融基础设施联通。金融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支付结算体系、法律体系等金融运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安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有助于保证金融市场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已有一些进展,例如,中国银联作为中国的银行卡清算组织,其跨境使用网络已遍布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为各国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优质、安全、高效的支付服务,而且参与和帮助了当地支付体系建设。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带动下,各国可以更有效地推动以互联网/电信支付、手机银行为核心的普惠金融,加强经验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渠道、广覆盖的金融服务。金融基础设施的联通还有助于推动各国在发展理念、监管标准、治理规则等方面协调一致,达到规则的相通。

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这是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实现网络化布局的关键环节。全球机构投资者管理着超过百万亿美元的资产,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资潜力巨大。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区域性、国际性金融中心如中国香港、英国伦敦等,不仅拥有数量众多的机构投资者,同时还连接着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成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的重要渠道。国际金融中心还聚集着全球主要的金融机构和会计、审计等服务机构,能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各种专业的项目融资和风险管理等服务,有效防范金融、法律、环境、市场等风险。

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确保竞争环境的公平、透明、可预期不可或缺。金融监管当局之间通过加强当地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和趋势、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投资机会和风险、大型银行在当地的经营和风险等信息交流,可以有效增进了解和互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还需重点就市场准入进行深入的沟通,了解和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共同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准入壁垒和限制,提供开放、公平、有序的监管环境。监管当局还应加强在跨境机构处置和危机管理、反洗钱、宏观审慎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合作,更好地维护区域金融市场信心和金融体系稳定,防控风险。

积极发挥本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使用本币开展投融资具有许多优势。

一是有利于动员当地储蓄和全球资金。“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当地和全球资源。使用本币开展对外投融资,可调动当地储蓄资源,通过合理的回报形成示范效应,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形成正反馈。

二是有利于降低换汇成本。资金接受国可直接使用他国本币购买本币发行国的产品,节省换汇成本。随着资金接受国和资金提供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本币收入越来越多,未来也可直接使用资金提供国的本币偿还融资债务,节省换汇成本。

三是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更多地使用本币会逐渐增强对本币的信心,提升本币吸引力;有助于发展本币计价的资本市场,丰富投资工具和风险管理手段,维护金融稳定。同时,本币的使用会逐渐减少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依赖,降低因汇率波动而引发的风险。

通过使用本币开展投融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已有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也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其中包括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还与23个国家实现了货币的直接交易,其中包括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与两个沿线国家实现了货币的区域直接交易,有效降低了汇率风险,便利了贸易和投资。中国还在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当地的人民币清算安排,指定了当地的人民币清算行,其中7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大力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参与者有不少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和CIPS为境外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多的跨境清算选择,有助于节省资金清算时间,提高清算效率,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中国愿与沿线国家分享经验,共同探索扩大本币在投融资中的使用,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总之,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需要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沿线国家以及国际资本等各方资源,通过用好开发性金融、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更多地使用本币等多种方式,确保投融资的可持续性,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落到实处。

潘功胜:外汇管理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在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缓慢,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一带一路”把中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结合起来,必将成为一项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的伟大事业。作为重要的涉外经济管理部门,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互利共赢、开放透明、公平包容的开放新格局,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一带一路”营造良性、健康、稳定的外汇市场环境。

“一带一路”打造中国与世界开放互通的新格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全球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的态势依旧,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全球发展失衡,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势力和民粹主义抬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复杂严峻。如何让世界经济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如何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地释放出来?中国顺应大势,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致力于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这不仅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有利于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一是有利于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有利于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三年多来,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

二是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构建中国同沿线各国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有力促进内陆和沿边的对外开放,提升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形成联动发展的新局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落地,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

三是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跨境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有助于推动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并带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与流动,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便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吸引境外长期资本流入,促进形成健康、良性、稳定的跨境资本流动秩序,维护中国国际收支基础平衡稳健。

外汇管理改革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外汇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着力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把握好外汇管理的两项基本原则,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二是坚持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止跨境资本无序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冲击,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为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

促进经贸畅通,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近年来,外汇管理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深化贸易和投资联动,拓宽贸易和投资领域,优化贸易和投资结构,挖掘贸易和投资新增长点,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平衡发展,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一是全面实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外贸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货物贸易是重中之重。1996年,我国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近年来,相继取消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逐笔核销,允许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电子单证审核,允许A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直接进入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等,不断提升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水平,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二是不断深化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取消服务贸易事前审批,所有服务贸易收付汇业务下放银行办理,大幅简化单证。改革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有利于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优化贸易结构,有力支持了“一带一路”建设。三是促进外贸多元化发展。继续提升边贸和个人贸易便利化水平,取消边贸账户行政许可,加快企业资金周转,简化个人贸易单证要求,为“一带一路”拓宽贸易领域。四是积极支持新业态发展。积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范围扩大到天津等12个城市。2015年,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推广全国,试点以来,全国33家试点支付机构累计办理跨境收付246亿美元,有力地支持了“互联网+”等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有利于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为“一带一路”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五是积极支持境内企业“走出去”。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渠道。近年来,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大幅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已经实现基本可兑换,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根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4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体现了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以及简政放权稳步推进等,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促进世界和被投资国经济增长,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中也会面临各种国别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劳工风险等。作为涉外经济管理部门,外汇局一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互利合作,遵循“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的对外投资管理原则,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

深化资金融通,为“一带一路”拓宽新的渠道

“一带一路”建设倡导的是实现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其中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要在已有基础上,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近年来,外汇局不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以资本“走出去”支持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装备合作,发挥中国资本与中国经验、高端技术和装备优势的组合作用,同时,将国际领先技术“引进来”,实现与相关国家技术、管理、文化、市场的相互交融、相互合作和互利共赢。截至2016年末,我国银行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产存量达1476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12%。

一是证券投资双向开放实现新跨越。证券投资是资产配置互联互通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外汇局牢牢把握外汇形势趋向均衡的有利时机,按照“均衡监管、双向流动”的思路,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管理改革,扩大RQFII试点范围,简化QFII和RQFII审批程序,放宽单家机构投资额度上限、便利资金汇出入、放宽锁定期限制,进一步推动境内资本市场开放。截至2016年12月末,共有278家QFII机构获批873.09亿美元额度,177家RQFII机构获批5284.75亿元人民币额度。二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外债是拓宽境内主体支持“一带一路”融资来源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外汇局取消了外债、对外担保的事前审批,2016年,在总结前期外债宏观审慎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推广全国,通过创新投融资支持方式,缓解企业“走出去”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6年,中资企业(含中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债签约额合计1021亿美元,是2015年全年中资企业外债签约额的2.3倍。三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便利境外机构到中国发行熊猫债,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不设单家机构限额或总限额,允许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基于实需原则参与境内外汇衍生品市场,满足境外机构投资者避险需求。截至2017年4月底,结算代理行共48家。通过资本“走出去”助推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为“一带一路”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截至2016年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已累计发行631亿元,境外投资者400多家,投资余额近8000亿元人民币。

优化外汇储备运用,为“一带一路”打开新的窗口

资本“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基础作用。作为外汇储备的管理机构,外汇局始终坚持国家战略导向,不断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加强多元化运用的统筹协调和风险防控,积极支持国家“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重大战略,构建相互补充配合的对外投融资平台体系。

一是为“一带一路”搭建资金平台。积极拓展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通过股权、债权、基金等方式,多层次、大力度支持“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在开展委托贷款的基础上,牵头设立了丝路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其中丝路基金总规模400亿美元,首期100亿美元;中非产能合作基金规模100亿美元。此外,注资了中投国际、国新国际、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并以多种形式支持了中非发展基金、中国欧亚基金、中阿基金等多双边基金。上述相关机构成立以来,在功能定位、投资理念、业务实践、公司治理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早期成果。二是坚持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通过商业化运作,重点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实现中长期财务可持续和较好的投资回报,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多边双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三是积极履行出资人职责。通过公司治理和党的领导两个维度,引导投资机构实施规范化和专业化管理。加强党的领导和健全党的建设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在业务拓展、公司搭建、风险防控、内部制度建设等方面迈出了较好的步伐。

外汇管理稳中求进继续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不仅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拓展我国发展空间、维护周边安全和稳定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而且为中国与有关国家推进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谋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做好“一带一路”建设的助推者、服务者和护航者,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让“一带一路”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具体来看就是要做到“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市场运作,“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继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拓展贸易投资领域,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效率和质量。深化投融资联动体系,进一步研究实施互利互惠政策。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二是坚持开放合作,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境内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按照既有利于眼前,平衡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又有利于长远,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原则,审慎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便利境外机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发行和投资债券,为“一带一路”拓宽资金来源。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丰富外汇市场风险对冲工具,创建更加友好便利的制度环境,满足境外投资者管理汇率风险的需要。三是坚持平衡稳健,发挥好“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双线力量。“一带一路”建设要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市场监管体系,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为“一带一路”营造健康、稳定、良性外汇市场秩序。四是坚持互利共赢,继续优化外汇储备资金运用。秉承商业化运作、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理念,尊重国际经济金融规则,不断尝试多元化运用的新举措,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市场化方式,投资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领域,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五是坚持政策互通,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沟通,加强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跨境合作,加强与境外投资者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增强外汇市场透明度。

王兆星:加强“一带一路”银行服务规划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时期下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要决策,对于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开启全新国际合作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为资金融通这一环节的主要践行者,中资银行担负着为“走出去”和当地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重要职能。近年来,中资银行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相关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中资银行应进一步提升自身金融服务水平,妥善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与挑战,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层次金融服务平台。

中国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最新进展近年来,中国银行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扩展在沿线国家的机构布局。截至2016年底,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其中包括18家子行、35家分行、9家代表处。从机构类型看,5家大型银行是中资银行“走出去”的主力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构布局初具规模。中小银行受经营战略、机构性质等多种因素影响,“走出去”业务还处于起步阶段。从地域分布看,中资银行在俄罗斯、东南亚和西亚国家设点较多。

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中资银行均提出了进一步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设点、完善相关金融服务的设想。中资银行拟综合利用新设机构、战略并购、投资入股、提升现有机构服务能力和辐射范围等多种方式,扩大和完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构和服务网络布局,从而更好地服务“走出去”的中资企业。

在现有机构布局的基础上,中资银行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支持工作正在逐步启动和展开。当前,中资银行已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加强规划引导,积极制定关于“一带一路”建设规划的总体思路或实施意见,并根据自身的优势领域制定个性化的“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方案。二是完善机构和服务网络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分支机构覆盖率不断提升。在现有基础上,各家大型银行拟进一步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设点,完善相关金融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三是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重大项目信贷支持。各家大型银行均制定了多项信贷配套政策及措施,合理引导信贷投放,并以“一带一路”沿线重大项目为突破口,培育和提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四是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业务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丰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专项产品体系,解决项目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建立健全产品服务机制。

“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中资机构“走出去”的同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机构也在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16年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有20个国家的54家商业银行在华设立了6家子行、1家财务公司、20家分行以及40家代表处。其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在华业务活动最为活跃,南亚国家次之。新加坡、俄罗斯、泰国、印度、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银行在华设立的分支机构较多。 为更好地支持中资银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并为中资银行的海外发展争取更加宽松的监管环境,银监会不断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的交流与协作,通过多种形式开展跨境监管合作。截至目前,银监会已与67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其中29个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MOU框架下,银监会将持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跨境监管合作和信息交流,推动双方银行业机构之间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维护互设银行业机构的稳健发展。

中资银行服务“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资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当前全球政治及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少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对中资银行海外经营的风险管理和防范提出了较高要求。

一是全球监管趋严,合规和反洗钱风险加大。近年来,巴塞尔框架下的国际监管规则和各国监管措施日益庞杂,对银行业“走出去”形成了较强约束。同时,反洗钱监管呈高压态势。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监管机构已对多家大型主流跨国银行开出巨额罚单,受罚银行的声誉损失更是难以估量。跨国银行的境外经营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及监管红线,迫切需要加强风险管理的前瞻性、敏锐性和有效性。此外,“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地缘政治错综复杂,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当地政府对银行合规经营的监管力度相对薄弱,中资银行在当地经营需要高度关注反洗钱、反恐融资等方面的合规风险。二是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盈利能力存在隐忧。2016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不同国家经济走势差异明显,货币政策也出现分化,效应相互叠加,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和震荡。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中资银行“走出去”面临较高的利率、汇率风险。三是跨境资本流动加剧,系统性风险隐患增多。2016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态势波动较大,银行结售汇和代客涉外收付款均呈现逆差。一方面,随着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新兴市场普遍面临资金撤出压力,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性增加,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国内改革转型任务仍然艰巨,人民币贬值预期虽有所减弱,但汇率波动风险依然存在。四是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国别风险上升。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金融联动日益密切,国别风险呈现大幅上升趋势。朝核问题、中东变局等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全球进入区域冲突加剧期。极端恐怖组织等问题造成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与摩擦程度有增无减,“反全球化”趋势逐渐抬头,均为中资机构的海外经营增添了一定障碍。五是传统的银行业风险不容忽视。在信用风险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信用风险状况差异较大,部分国家不良贷款比率较高,中资银行在相关国家开展经营面临着较为严峻的信用环境。在项目风险方面,“一带一路”的早期阶段是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主,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建设项目较多。项目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期间当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企业自身履约能力等各方面因素都有可能触发项目风险。

加强规划指导,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中资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一方面,中资银行应做好统筹规划,合理配置业务资源,加强业务和产品创新,注重相关风险防范,与“走出去”企业一同稳健有序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另一方面,监管机构也应进一步扩大跨境监管合作,加强跨部门信息共享,推动银行之间以及银企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共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关设想。

一是引导中资银行做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统筹规划,促进中资银行开展分工协作。引导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充分发挥自身职能,避免盲目布局,实现错位竞争,形成各方合力,共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引导、支持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机构布局。中资银行应以“一带一路”为轴,统筹考虑所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稳定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法律法规完善性、市场容量、客户资源和信用环境等因素,做好尽职调查和可行性分析,通过并购、合营或自建的方式,合理配置沿线机构布局,提升全球化经营、服务水平。此外,鼓励中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在中资机构“走出去”的同时,也欢迎符合条件的沿线国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来华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

二是推动中资银行提升“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水平,探索专业化经营模式,加大对“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融资支持力度。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核心技术研发支持等战略性优先项目,中资银行可考虑给予重点支持。在满足当地法规和监管要求的情况下,中资银行应大力培育有竞争力的全球金融产品及服务,推进全球化产品管理迈上新台阶。同时,中资银行应发挥好自身带头作用,积极吸引各方资源,引导境内外资金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拓宽投资来源,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实体经济,以金融促进相关产业的优化升级。

三是协助中资银行提升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业务创新能力,因地制宜推进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首先,中资银行应在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信贷产品,丰富金融服务方式。其次,应开拓资金来源,探索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募集外汇资金,开辟长期低成本资金来源。同时,应深化内外部联动,积极探寻新的合作模式,强化与多边金融开发机构、政策性银行、当地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相关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合作,共享信息,共享利润,共担风险,为开拓新市场凝聚合力。此外,要创新管理模式,建立高效统筹的决策机制,组建本地化、专业化的工作团队,推动境内外、行内外的资源协调联动。

四是引导中资银行做好“一带一路”服务中的风险防范和应对。首先,商业银行应坚持从商业性原则出发进行项目筛选,充分运用风险缓释工具。中资银行应持续加强国别风险管理,将国别风险纳入全面风险分析报告,并建立完善的资产质量和重大风险事件报告制度,严格防范当地系统性、行业性、区域性风险。其次,应积极跟踪有关地区监管政策变化,着力加强与当地监管机构的沟通和协调,确保业务依法合规进行。同时,应加强应急处置机制,制定当地政治、经济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理陷入困境国家的风险暴露,提高应对国别风险突发事件的能力。

五是要积极拓展和深化监管部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监管合作。监管部门应结合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情况以及中资银行设点意愿,选择并推动与沿线尚未正式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的国家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双边监管合作机制,扩大信息共享范围,加强日常跨境监管沟通协调。同时,积极探索构建区域性金融监管合作体系,探讨打造中外银行业监管合作交流平台,为中资银行“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六是不断完善多渠道沟通机制。一方面继续加强同相关主管部委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建立完善的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另一方面,应继续推动银行之间、银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强化现有的沟通机制,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形成合力,探索深化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新模式。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中资银行应当把握好共建“一带一路”这一重要契机,在不断提升对沿线国家金融服务水平和扩大开放的同时,进一步修炼内功,提高自身国际化经营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完善“走出去”过程中的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机制,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实现自身更为稳健的国际化发展,同时不断推动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金融合作和共同发展。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用资本市场支持“一带一路”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唐代诗人张籍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古丝绸之路的发达与繁荣。尽管沿线地区语言、宗教、风俗等迥异,两千多年来,古丝绸之路各国通过紧密的商业贸易往来促进了沿线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为中西方文化融合,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出席APEC峰会时,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一经提出,立即受到全球的持续关注。三年多来,我国已经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并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2018-12-10,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有广阔的经济前景,也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提出了全新要求。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前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空间广阔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大陆,沿线有60多个国家,人口合计约44亿,GDP为23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总量的63%和29%,贸易总量占全球1/4。除中国外,沿线国家人均GDP约为3750美元,相当于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19%,未来经济发展空间巨大。据麦肯锡预测,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量的80%。

沿线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共识,对今天“一带一路”建设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及中国部分边境省区,基础设施短缺落后,已成为制约区域发展的主要瓶颈,迫切需要在道路、桥梁、机场、接驳枢纽和通讯设施等方面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据市场估计,沿线国家基建投资总规模或达6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到2030年,亚洲基建投资需求高达26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必将带动相关产业巨大的产能需求。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反过来又能提升居民消费需求,促进产业投资和经济发展。

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产能合作前景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情况、宗教文化习惯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地缘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能用共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景去协调发展中的差异,发挥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增进经济上的互补性和文化上的交融性,就能达到互利、合作、共赢的目标。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投资建厂、兴办合资企业等输出优势产业和优质产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培训高素质人才,逐步实现技术外溢。沿线不少国家能源、矿产资源丰富,需要用先进技术工艺开发利用,以公正合理的价格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提供能源资源保障,同时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一些在较发达经济体的所谓过剩产能,转移到较落后经济体仍具有一定先进性,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有利于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和升级。

辐射带动我国沿边欠发达省份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的许多重要项目和节点城市分布在我国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其落地实施将成为带动我国沿边欠发达省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如全长11179公里的渝新欧铁路,途经国内4个省份、6个国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明显的经济带动作用。规划中延伸到东南亚的高速铁路网,同样将大大提升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的经济联系和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够推动沿海向沿边的二次开放,有效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

“一带一路”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直接融资支持

古丝绸之路的发展主要源于商业和贸易活动,而“一带一路”将更多依托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金融融合发展。通过合资合作、共同开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惠及所在国人民群众。2016年,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合同8158份,合同金额1260亿美元,同比增长51.6%。投资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国内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大型商业银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支持。但面对庞大的市场投融资需求,即使统筹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国内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仍然存在巨大资金缺口。从国际经验看,在跨境投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早期的海洋贸易时代,股份制公司将贸易风险分摊到众多国际投资者身上,促进了早期全球化。英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大力发展海外铁路建设债券,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进程及海外投资发展。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体制优势,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渠道和手段,用更市场化的方式配置金融资源,支持国内优秀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交流合作。

“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目前,“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仍主要依靠美元。不少沿线国家经济规模小、金融市场欠发达、汇率不稳定,通过美元结算双边贸易投资,会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交往和人员交流的增多,贸易和投资额持续快速增长。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币种选择、资本流动和货币回流等需求,也产生了货币互换、对人民币计价资产的需求,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要使人民币“走出去”“留得住”,需要加快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境内市场的对外开放。积极发展交易所联通、基金产品互认等机制,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交易工具和投资渠道,打通人民币回流境内通道,形成人民币“境内—境外—再境内”的良性循环。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同样也为证券服务机构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建设中蕴含着融资服务、资产管理、投资顾问、并购重组、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巨大需求和商机,可以助推国内证券服务机构走出国门,培育我们自己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银行。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需要加快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汇率风险不容小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生态脆弱,美元对俄罗斯卢布的年波动率达到20%,土耳其里拉的年波动率约15%。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大、周期长,目前主要依靠政策性的“两优贷款”、商业信贷及PPP融资,信用风险比较集中,潜在汇率波动可能导致资本收益重大损失,甚至引发局部流动性危机。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如中亚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东南亚诸国的天然橡胶、铝土矿、镍、锡等,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一带一路”建设带动对有色金属、钢材、能源、化工等的巨大需求,客观上也需要强化对大宗商品定价权和价格风险的管理能力。应充分运用衍生品市场,有序推进对外开放,鼓励实体企业积极参与,帮助有效管理价格风险,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资本市场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提高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

鼓励优秀企业在A股市场发行上市和再融资,保障“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资金需求;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支持境内企业在境外市场筹集资金投资“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发行H股、D股等).2016年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铁建、中国中车两家公司在境外合计融资达11亿美元。创新债券品种,积极推动企业发行“一带一路”项目债,启动境外公司在沪深交易所发行人民币债券(俗称“熊猫公司债”)试点。截至2016年12月底,已有14家境外公司累计发行熊猫公司债46单,发行金额总计836亿元。2018-12-10,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在上交所完成100亿元人民币债券发行,这也是首单“一带一路”熊猫债。

积极参与沿线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市场普遍薄弱,特别是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我国可积极参与沿线国家资本市场的框架设计、制度安排、交易系统和法律法规建设,开展人才培训教育等形式的援助,加强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间的双边业务和股权合作,探索建立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性交易市场,盘活区域内资金和项目资源。

201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德意志交易所集团成立了中欧国际交易所,2016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收购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30%的股权。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合作也在商谈中。此外,中国证监会已与“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或地区签署证券合作备忘录(MOU),搭建基础性合作框架,并将以此为基础深化证券领域的合作。

提高证券服务机构国际竞争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引导国内优秀券商“走出去”,不仅走向纽约、伦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也要走向“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特别是重要节点国家和城市,完善全方位国际化布局,打造“投行国家队”。鼓励具备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制定相应发展战略,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证券服务机构专业能力和水平,推进本土化战略,深耕当地市场,积极开展特色跨境业务,创新金融合作模式,扮演好“中资企业+中国产能+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市场、客户之间的“超级联络人”角色。

建设大宗商品区域定价中心,提高企业管理风险能力

完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期货产品上市制度,积极推进原油期货上市,逐步扩大商品期货期权品种,持续开展天然气、商品指数等期货品种研究,探索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上市,帮助“一带一路”企业管理风险。吸引“一带一路”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继续推动取消有关政策限制,鼓励和支持产业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管理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推进商业银行和其他有关金融机构有序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支持期货公司为“一带一路”相关客户提供多样化风险管理服务。

加快推进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定价影响力,建设大宗商品的区域定价中心。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原油、铁矿石、天然橡胶等品种开始,逐步引入“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商品期货交易。支持期货交易所在境外设立交割仓库和办事处,继续推动完善“保税交割”的相关政策。

加强“一带一路”金融人才队伍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之间,有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有政体和制度的差异,有财税和会计规则的差异,有投资和贸易环境的差异。“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需要大批优秀专业人才,特别是懂得国别金融、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十分稀缺,长远看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此,应充分发挥智库作用,集中政府、高校、金融机构、企业等的力量,注重对沿线经济体财税、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领域专题性的深度研究,主动加强沿线经济体的多层次交流,加大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力度,补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才短板。

保监会:陈文辉:保险助力“一带一路”发展

现代保险源于海上贸易的兴起,一部海上保险发展的历史就是大航海时代商品和资本全球流动的历史。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技术的进步,为近百年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其中必然伴随着产品、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境流动。从保险业的历史和属性看,保险业与建设“一带一路”是天然契合的。保险业将充分发挥资金支持、风险管理、信用管理和监管制度等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这是历史赋予保险业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

深刻认识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保险业讲政治、顾大局,坚持“保险业姓保”的必然要求。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开创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沿线国家合作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保险业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把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时空领域宽广、内外因素复杂,保险业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保险保障的核心功能,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保驾护航,为构造沿线国家区域合作新格局保驾护航,为有效维护我国海外利益、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家安全需求保驾护航。

二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保险业适应中国对外开放新形势、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作为当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中国经济“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海外商业存在越来越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在国际贸易方面,2016年中国实现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经济对外依存度为32.7%;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值为6.3万亿元。2016年中国进口原油3.8亿吨、天然气5404万吨、铁矿石10.2亿吨、谷物2199万吨、大豆8391万吨,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上升至65.4%和34.5%;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是我国进口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在对外投资方面,2016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位居全球第二;其中,截至2016年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同比增长38.6%。2016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440.1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比高达51.6%。“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商品和资本国际流动创造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保险业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重要支点。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内经济中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比重将日益增大,做好对相关领域的金融保险服务将成为保险服务实体经济一个日益重要的课题。

三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保险业抓住历史机遇、拓展发展空间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对保险业自身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更为中国保险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一方面,通过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激发内部潜力,可以不断提高保险产品和服务与国际市场需求的拟合度。当前,我国保险业难以提供与国际贸易需求相匹配的优质保险产品和服务,保险服务国际贸易不仅体量小,而且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以2016年前三季度为例,我国保险服务出口额29亿美元,仅占我国总保费收入不到1%,逆差为61亿美元。同时,面对错综复杂的海外风险,我国保险机构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能力仍有待提高。当前,我国能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的只有中国信保一家机构,能提供海外工程保险的中资保险机构也屈指可数。因此,大力推进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行业加快自身能力建设,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产生的风险保障需求,找准保险业提供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切入点,加大产品服务创新,全面提升保险业的自身素质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充分运用沿线市场和资源助力保险强国建设,可以拓展行业外部发展空间。当前保险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行业大而不强,特别是国际竞争力水平有待提升。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12家中资保险公司在境外设立了38家保险类营业机构,海外机构数量的不足限制了保险海外业务的开展。“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沿线64个国家,2016年GDP之和1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16%,人口总数32.1亿人,占全球人口43.4%,对外贸易总额7.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7%,沿线绝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巨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无限机遇的同时,也将产生大量的风险保障需求,有助于加快保险业“走出去”的步伐,开创新的业务增长点。

准确把握保险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随着保险业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业整体实力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将在支持国家相关建设和对外开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成为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

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定优势,积极参与长周期、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保险资金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特点,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收益稳定的特点非常匹配。保险资金服务“一带一路”,可以通过债权、股权、股债结合、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和私募基金等方式,以及通过投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推出的金融产品等途径,直接或间接投资“一带一路”重大投资项目,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一方面,支持境内“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道路、港口、油气管道、通信等重点项目和沿线省份的园区建设,如连霍国道主线、糯扎渡水电站、贵阳轨道交通和西安保税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另一方面,积极稳妥参与境外交通、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投资境外油气产业园和中外产业合作基地。截至2016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13.4万亿元,已累计为重大基础设施等提供资金1.65万亿元,成立总规模3000亿元的保险投资基金,主要投向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家战略项目。在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及中哈产能和投资合作等重大项目中,保险资金都可以积极参与、主动发挥作用。

发挥全面风险管理优势,为不断增长的海外权益和人员安全提供全方位风险保障。风险管理是保险业的重要属性,是保险区别于其他金融行业的重要特点。保险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加快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和其他保险业务,发挥保险的损失补偿和风险管理作用,积极应对国内“一带一路”核心区、节点城市建设中的特殊风险保障需求和我国海外人员和财产、海外投资面临的各种风险,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保险保障。一是积极发展各类责任保险、货物运输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工程保险、营业中断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务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支持创新创业的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等个性化的保险产品服务,化解核心区和节点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减轻政府和企业压力,优化社会治理,保障民生。二是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保险等业务,为我国在境外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和电力资源开发建设等海外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提升能源安全程度。2016年,海外投资保险共承保“一带一路”项目263个,涉及国家29个,承保金额307.3亿美元。三是开发境外工作人员人身保险,创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紧急医疗运送和运返、境外紧急救援、意外或疾病医疗、恐怖袭击、战争、暴动或武装叛乱等附加险种,为境外人员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四是提供风险咨询。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及形势研判,切实做好风险管控。保险业每年提供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维度,对国家风险进行分析和揭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风险咨询和支持。特别是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风险咨询服务。

发挥信用和海上风险管理优势,支持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运输、能源进口等经贸往来。大力发展信用保险和海上保险,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为我国实施贸易多元化战略、建设贸易强国、整合区域经济提供强有力的保险保障。一方面,针对出口企业的风险特点,丰富出口信用保险产品体系。创新开发综合保险、中小企业综合保险、信用证保险、特定买家保险、农产品出口特别保险、特别合同保险、买方违约保险、出口票据险等保险产品,出口企业可根据规模大小、付款形式、贸易形式等不同进行选择,增强交通运输、电力、电信、建筑等对外工程承包重点行业的竞争能力,支持优势产业产能输出,推动高铁、核电等高端行业向外发展。另一方面,针对进口企业的保障需求,提供专业的产品和服务。加快发展“进口预付款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进口保理)”等业务,对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的进口提供风险保障。2016年,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收入24.4亿美元,实现承保金额4389.6亿美元,服务客户数量达到9万家次。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大型成套设备出口。2016年,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共承保“一带一路”项目40个,支持大型成套设备出口123项,涉及国家17个。

发挥监管制度优势,降低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制度成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监管规则的完善、统一和输出,有利于保险要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更好地流动,方便保险企业“走出去”,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近年来,保监会立足我国保险业发展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了以风险为导向的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下称“偿二代”),基本建成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公司治理监管、市场行为监管”为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正在研究制定的全球保险资本标准采纳“偿二代”的成果,对中国单独分组,设定专门的风险因子。保监会还举办了“亚洲偿付能力监管与合作研修班”,宣讲“偿二代”的理念、框架和技术。亚非保险与再保险联合体(FAIR)接受“偿二代”监管,定期向保监会报送偿付能力报告。完善的监管体系和先进的监管规则,在相关国家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中,监管“走出去”可以为行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切实遵循保险业护航“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原则

保险业护航“一带一路”发展,涉及区域广、服务领域多,面临的情况较为复杂。因此,必须遵循下述原则,在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不断拓宽发展空间的同时做好内部风险管控,加大监管规则输出力度,努力在护航“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效益和行业效益的双赢,在助力国家战略的前提下提升行业和监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一是遵循市场规律,使市场在保险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用保险资金和保险保障的市场属性,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为沿线区域和企业“走出去”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融通服务,减少相关国家对政府直接出资和提供补贴行为的顾虑和排斥。要坚持按市场规律办事,推动保险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率最优化和服务效果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激发保险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服务意愿,培育我国保险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

二是坚持统筹兼顾,不断拓展保险业服务空间。第一,风险保障与投融资并重。既重视发挥保险风险保障功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面的保险服务,又重视发挥保险资金的长期性、稳定性优势,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第二,陆地走廊与海洋通道并重。既要围绕陆上大通道,支持重点经贸产业园区建设,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也要服务于保障海上港口城市建设以及海上货物安全,促进通畅安全高效的海上通道建设。第三,国际区域与国内市场并重。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坚持国际视野,推动保险业“走出去”,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同时,要立足国内,围绕“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需求,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参与度。

三是加强区域保险监管合作,大力提升我国保险监管的国际影响力。国际规则说到底,是国际利益调整的手段,金融监管规则更是国际金融竞争的制高点,直接影响国际竞争的趋势、格局和结果。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如果离开国际规则制定权的支撑,保险强国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加强沟通和交流,探索建立“一带一路”保险监管合作机制。积极推动“偿二代”监管规则输出,通过开展监管技术援助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监管人员的培训和技术交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中国元素,提升“偿二代”的国际影响力。积极开展其他监管制度与我国“偿二代”的等效评估互认,强化多边对话机制,推动签订区域金融保险监管合作协议,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监管体制机制,为我国保险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便利。

四是做好风险管控,努力维护金融安全。保险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承担着风险管控和风险吸收的重要职责。由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热点地区,不稳定因素较多,保险业面临着大量非常规风险,对现有的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做好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保险业要时刻绷紧风险防控这根弦,严格把好风险控制关,确保相关业务风险总体可控。■

[责任编辑:李愿 PF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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